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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新中国法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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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4-21  信息来源:   〖关闭窗口〗

 

 

 

 

 

    董必武(1886—1975年),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等职。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一、投笔从戎   东瀛学法

  1886年3月5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正月三十日),董必武出生在黄安(今红安)县城南街(今城南正街)的“大井坎董家”。董家世代务农,自董必武曾祖父董为霖开始,在城内经营一家小酱园,经售自制的酱油和腌菜,勉强糊口。董必武出世时正值清末,社会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董家酱园生意很不景气,不久被迫停业。

  董必武自幼聪慧,5岁时已经对《三字经》、《千字文》等烂熟于胸,6岁时进入塾堂就读,13岁时已经熟读了《尔雅》、《古文释义》、《左传》、《通鉴辑览》、《史记》、《易经》、《淮南子》等经史著作。1900年,14岁的董必武参加了县里的“观风”考试(清代学政或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士子,称为“观风”),成绩名列全县第二。1903年,17岁的董必武先后在黄安县城和黄州府参加县试和州试,考中秀才。中秀才后,董必武与后来同在武昌做律师的张国恩等几个挚友一起,挑着行李于同年8月来到省城武昌,准备参加会试。

  1903年的湖北,一场新的变革正在酝酿。这一年,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武普通中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的主持者就是后来知名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同年,革命党人刘静庵和张难先已开始运动新军,宣传革命。在这样一股大潮的影响下,董必武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了武普通中学堂,然而因为衣着破旧,被考官赶出考场,怀着愤懑之情返回家乡。1905年,董必武再次来到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文普通中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是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课程中西兼有,尤其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期间董必武参加革命党人开设的日知会,由此结识了刘静庵、詹大悲等革命志士,逐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10年,董必武修业期满,并以全年级最优等五名学生中的第一名毕业,以“拔贡”(清政府对学业及品格最优等学生的最高荣誉和奖励)身份进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后因家庭经济窘迫,辞学到黄州府中学教书,并在青年教师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奔赴武汉。阳夏战争期间,董必武在汉口建立粮台,专供前线士兵的用粮,并直接参加了与北洋军的血战。停战议和时期,董必武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理财部秘书。理财部是湖北军政府的几大支柱部门之一,担任秘书期间,董必武认真履行职责,和同事们一起,从清查全省公款、公产和统筹办理收支入手,逐步制订和实施新的税务条例,征收新税。1912年10月董必武被擢升为湖北省军政府财政司总务科科长。

  1912年初,董必武也以理财部特派员身份赴黄冈县募捐,期间接到地方绅士联名上书,“控告”新上任的县知事“贪污”。董必武细致地查核了“案情”,并没有发现知县有贪污行为,在向湖北军政府汇报后,宣布知县无罪。触怒了清朝遗老们,他们勾结湖北军政府中的立宪派,借机向董必武发难,反诬他包庇黄冈知事。董必武毫无惧色,始终坚持正义,使这一事件得到了公正的处理。这件一波三折的公案,轰动了湖北军政府内外,革命党人对他的公正和大义凛然的精神深为佩服。

  1911年12月,董必武加入同盟会湖北支部,不久他和潘怡如、张国恩等被推举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经过辛亥首义这场革命的洗礼,董必武迅速成熟起来,成为湖北革命党的重要成员。1913年3月20日,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被刺案爆发,孙中山等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董必武、潘怡如、蔡济民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湖北也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二次革命遭到袁世凯的镇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董必武和张国恩等也离开湖北来到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科攻读法律。

  在日期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此间,董必武在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湖北同乡居正的引荐下,面谒孙中山,向这位革命领袖表明了继续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决心,其精神和思想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赏。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董必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此后除了在东京努力攻读法律外,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15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为反日讨袁,1915年6月董必武与张国恩等人奉命回国,准备策动军队反袁。由于北洋政府严密缉捕,董必武回国后不久便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后,董必武与詹大悲、张国恩等人成立政治商榷会,与统治湖北的军阀王占元进行抗争。由于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反动势力太强,董必武无奈之下于1917年2月再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大学法科的毕业考试。

    二、建党救国  革命征程

  1917年4月,董必武由东京返回武昌。回国后董必武看到百姓群众生活困苦,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决定发挥自己学习法律之所长,和多年好友张国恩合办了律师事务所。董必武和张国恩的这家律师事务所设在武昌抚院街,地段比较热闹,加上董必武和张国恩为人诚恳,凡是接到案子,无论大小,无论委托人身份如何,他们认真调查,细致研究,呈送给当地法院的案卷也清楚、详细,得到法官的认可,因此每每胜诉。不多久,董必武和张国恩便名声鹊起,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声誉,找他们打官司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低的老百姓,平时有冤屈总是投诉无门,因此很愿意来找这两位刚正不阿的青年律师,求得公正。

  尽管靠打官司为贫苦老百姓争回了一些权益,但黑暗的社会现实使董必武认识到,要想救天下的劳苦大众,一个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是根本不够的,必须建立民主法制的新制度。为维护民元法统,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战争。在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在利川组织靖国军,准备攻打湖北督军王占元,夺取武汉。董必武参加了湖北的护国战争,并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由于参加护法战争的军阀内斗,蔡济民不久被新军阀唐克明、方化南杀害。董必武对这种"革命阵营"内部的残杀无比愤怒,回武汉在《大汉报》上发表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害记》,并多方奔走,希望为蔡济民昭雪,惩办唐、方两军阀,却最终无果。蔡济民惨死的事件深深刺痛了董必武,对专制主义下的法律制度,以及依靠旧军人,脱离群众的革命方法也产生怀疑,开始探索新的革命方法和道路。

  正当董必武困惑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当时在上海的董必武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北洋政府响应南方代表所提条件,促成南北和议,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挽回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的胜利让董必武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董必武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方法迥然不同,……我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在这一时期董必武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董必武思想的转变,上海湖北善后公会也成为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和董必武常在这里一起阅读和研讨李汉俊从日本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期刊。这年秋,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于1919年3月创办“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亲自题写了校训“朴诚勇毅”。在学校里董必武讲授国文,武汉地区另一位革命者陈潭秋讲授英文。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利用课堂不断地给学生分析社会,讨论人生。为对学生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董必武还从恽代英举办的“利群书社”购回大量进步书刊,包括《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

  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这年夏季,李汉俊从上海寄信董必武,希望他在武汉也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接到信后董必武急忙与陈潭秋等人商议建党事宜。此时,恰逢刘伯垂奉陈独秀委派回湖北组党,经过相互联系和讨论,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赵子键、郑凯卿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批成员。这一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董必武又和陈潭秋等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员由十余人发展到二十多人,其中进步律师施洋等先进知识分子成为研究会的骨干。

  1921年6月,董必武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与陈潭秋一起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董必武和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对大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会以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带着党的指示和精神回到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当即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作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临时领导机关。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作为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成员,又是辛亥元勋,在国民党中有很高威望,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他做同国民党中央的联络工作。1924年4月,董必武主持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湖北民主革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再次来到日本,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董必武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在美期间,董必武积极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华北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政府的雏形,它的成立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同时董必武还领导废除国民党反动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工作,按照中央精神签署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命令,为新中国民主法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三、开创法制   人民司法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董必武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法学家,是新中国法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长期的革命和负责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工作中,董必武逐渐形成了“人民司法”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等法律观念。

  从历史看,董必武“人民司法”的思想由来以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湖北提出:“召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1927年大革命后,董必武转入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委员等职,负责红色政权法制建设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人民司法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领导工作期间,董必武多次强调:“边区政府的权源出于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为在法律上打击和制约对边区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在法律上的特权思想,董必武严厉地指出:“党员如果违反了法律,除受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党员犯法,加等治罪”的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虽不完全符合,但反映了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在论述这一观点时,董必武多次强调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因此我们自己首先要认真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依法执政”的原则是相契合的,这也是走向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在其领导的法制工作中进一步确立“人民司法”的思想。先后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法律文件讨论和制定工作。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人民司法”的概念,即新中国的法制是人民司法,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法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法律,这一思想和理论就奠定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础。

  建国初期,受长期战争环境影响,党内一部分人不重视司法工作甚至轻视司法工作的现象比较突出,董必武在多种场合不断强调重视司法工作的重要性。1956年6月,董必武邀请各界人士座谈,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董必武指出,新中国法制还不完备,还缺乏一些亟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和土地法等。董必武还指出,部分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不重视或者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指出:“我们的人民司法工作,是一项伟大艰巨的工作。”“说它伟大,因为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是维护人民内部生活秩序,保障人民权益的工作。国内战争结束后对残余敌人不能单靠武装斗争,而要靠公安与司法部门的工作,没有它不能完成专政的任务,”“如果司法工作没有前途,那么国家也就没有前途了。”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声,为奠定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法制意识和人民司法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有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关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意志,是我们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对于依法办事和政府依法行政。董必武从人民司法的思想出发,多次在讲话、报告中阐述国家与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并着重论述了法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国家等观点和思想。建国后他就明确表示:“人民取得国家权力后,应当及时地把人民的意志用必要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1957年3月,他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什么叫做法制?……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法制有什么作用?没有它行不行?上面说过没有它是不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个道理对不对?我看很有道理。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董必武认为:依法办事是法制建设的关键。这里的依法办事的主体,主要是指政府。董必武多次强调:“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就会引起群众不满,甚至违法犯罪,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文革”期间,四人帮砸乱公、检、法,董必武“依法办事”的思想也被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重新采纳了董必武依法办事的思想,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方针。自此,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建设才回到了正轨。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领导进行了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新中国审判制度设计,以及新法院体系的构建建设工作,是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奠基人。董必武一生关于法律的论述颇多,主要收集在《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和《董必武法学文集》中。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来源于《武汉法治》2014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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