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物所在的位置:首页 >> 武汉法学会 » 法界人物 » 法治人物
追记刑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
0
日期:2014-03-17  信息来源:   〖关闭窗口〗

                                       新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

——追记刑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

  

70岁时的马克昌先生   彭年生摄

人物简介:马克昌(1926年——2011年),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人。著名法学家、教授、博导,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参加过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工作。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等职。2011年6月22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在推动新中国法治进程的漫漫征途中,您有过被冷落的痛苦,也有过追寻真理的不倦探索,更有过攀上事业巅峰的喜悦和自豪。在我国刑法学界,您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与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素有“北高南马”之誉。在新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历史上,将永远铭记着您的姓名——马克昌!

 

您与武汉的不解情缘

 

您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武汉大学结下不解情缘,无论荣辱,无论兴衰。或许,您的姓名注定就要与武汉连在一起,在您85年的生命中,竟有近60年时光是在武汉度过……

1946年的秋天,您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便带着对法学浓厚的兴趣和追寻真知的梦想,跨进了武汉大学的校园,从此便与武汉、与法律结下了一世情缘。

既枯燥又充满乐趣的大学生活,在您面前展开一幅绚丽的人生图景,也打开了一扇通向知识王国的窗口。您像一尾游进知识大海的鱼儿,贪婪地吸收着知识的雨露和阳光。四年中,您系统地研习了中外法学典籍,广泛地涉猎了哲学、史学、文学和逻辑学,并打下了良好的日语基础。由于您品学兼优,深受我国著名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的韩德培教授的赏识,您于1950年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同年,您又被保送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届研究生,您师从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的刑法学理论。

19527月,研究生毕业后,您登上了珞珈法学讲坛,为本科生讲授《刑法学》和《中国革命史》,一时间,竟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1957年,您发表的《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文,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

正当您这颗法学新星冉冉升起的时候,一场无情的风暴——“反右”斗争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了您的头上。您带着困惑和不解,被发配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随后的“文革”中,您又“荣幸”地成为“武大图书馆三家村”成员之一,再次遭到冲击。

您似乎被人遗忘了,而且竟长达20年之久。在本属于您事业的黄金岁月中,您要么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要么在武大伙食科履行一名伙夫或出纳员的职责……

但不幸中却又往往蕴藏着希望,《老子》中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对于您这段落魄的岁月,可说是最好的诠释。在武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那段岁月里,您居然能在那种远离法学教育与研究活动的困境中,充分地利用起得“书”独厚的优势,优哉游哉地过起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从四大名著,到诸子百家,都被您翻了个遍,您既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也给家人带来无限的乐趣。至今,您的大女儿马重慧每当提到那段童年的生活,就感慨不已:“父亲在星期六回家休息的时候,常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什么猴王出世呀,三打白骨精呀,一回接着一回,绘声绘色。”或许,从那美猴王千锤百炼的经历和嫉恶如仇的秉性中,您领悟到一点什么,也寄托着您跳出五行山的期待!

当拨乱反正的春雷终于在神州大地炸响的时候,您终于获得了新生。19798月,已53岁的您被刘道玉校长委以重任,受命与自己的恩师韩德培教授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不久,您便被委任为法律系副主任。19839月,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您,受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三年后,武汉大学法学院成立,您开始出任第一任法学院院长……

于是,在您人生的征途上,您这位厚积薄发的学者开始展现出异样的才华与绚烂。

 

为了法律的尊严

 

您重新出山了,您又开始在这片自己为之眷恋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而就在这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为您带来了施展才华的良机。

198010月的一天,您正给学生上课,忽然接到学校办公室转来的急电,令您火速进京!

抵达北京后,您被接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这时您才知道,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您参与对“林彪、江青”集团起诉书的讨论。随后,司法部又指派您担任林彪死党、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辩护人。

您一时难以接受,让您这位曾饱受“四人帮”之害者去帮一个著名的反面人物辩护,您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啊。但您之所学又不允许您感情用事。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该享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自己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法学专家,如果您不带头履行法律规定,以后还有谁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在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您会见了当事人吴法宪,并了解到:1967年,因受叶群之托,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进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几个月后,按照林彪的授意,吴法宪又将林立果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指示空军: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随后,林立果利用吴法宪赋予的特殊权力,开始培植亲信,建立反革命“联合舰队”,谋划暗杀毛泽东。而这些事实,自然成为起诉吴法宪的重要罪状。

这可是罪不容诛啊!吴法宪也深知罪孽深重。

作为辩护人,您深知肩头所背负的法律的分量和可能承担的政治风险。您曾经饱尝过戴着“右派”帽子遭人冷眼的苦涩滋味,也得到过同行“您还准不准备回武汉”的善意提醒。但是为体现法律对于公民生命权的尊重,您又必须真正地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您不想成为一种花瓶般的政治摆设。

通过反复地与被告交谈和查阅研究案卷,您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要为吴法宪减轻罪责,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澄清:吴法宪确立林立果“两个一切”的地位后,是否意识到可能导致的后果;当年周宇驰无视周恩来总理下达的禁飞令,杀害飞行员陈修文,并驾机逃往广州,吴法宪事先是否知晓;吴法宪按叶群指示通知江腾蛟到京议事,随后叶群向江腾蛟布置了查抄郑君里、赵丹等5位上海知名文艺人士住所的秘密任务,吴法宪事先是否了解叶群的真正意图。对于这些问题,吴法宪均予以否认,并得到证据支持。

您心里有谱,底气也足!

19801218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在法庭上,您以辩护人的身份为被告吴法宪提出了三点辩护意见,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参与了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这一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是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而不是首犯,在量刑时应与首犯区别对待;吴法宪在接到起诉书后直到开庭审判的过程中,能够认罪、悔罪,并揭发同伙,对此应考虑予以从轻处罚。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从轻处罚”这四个字该有着何等的分量,对您又意味着何等的风险啊!台下就有人窃窃私语:“原来是玩真的啊!”

因为您的辩护,吴法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7年,并在服刑半年后保外就医。

据悉,当时外电对此案最精当的评价便是:“律师在中国重现!”美国学者科恩更为之惊叹:“律师制度的重现,展示了中国法制的进步!”。 

事后,您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任何时候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许,这便是一名法学家应有的胸襟和应当彰显的法律尊严! 

为了法律的尊严,您甚至有一股虎口拔牙的勇气。某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公安局越权办案的质询案就是以您为首的8位委员提出来的。

那是19887月,某市南航进口汽车修配厂经理卢某突然被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抓进了看守所,罪名是涉嫌投机倒把。卢某的5辆大卡车被没收,并被处以11万元罚款。事后,卢某找到您,要求还他一个公道。您问明情况后,马上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对公安局提出意见:“刑警队插手经济纠纷,这与法不合。”谁料,该市公安局不仅没有接受意见,反而对卢某加了个罪名,报请检察院批捕。由于没有得到检察院的支持,案件陷入了僵局。

1990112日,您与7位人大常委在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对此案提出了书面质询。认为:此案属公安机关越权办案,应予依法纠正。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将该质询案交市政府办理,并限期作出书面答复。不久,公安局纠正了这起错案。

正是诸如此类的有关“故事”的流传,使您声名日炽。那些遇到法律难题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常会想到用信函来向您求助。而您总是逢信必回。您的弟子于改之在回忆你的文章中就提到:“对于一些法律求助信,先生有时就把我叫到家里,讨论一下案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写好回信后让我寄走。四年的博士生涯,帮先生寄出的回信不计其数,先生自己也记不清写给了哪些人。”

“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您常常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自己的学生。这,既是为了法律的尊严,更体现出一位法学家虚怀若谷的操守。

 

影响卓著的法学建树

 

按理,凭着您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如果当一名律师,财富对您是举手之劳。可对于法学的热爱,对于国家法治进程和国家法治建设前景的关切,却使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教书育人、兼做学问的教育事业,并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您的一生,称得上是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的一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曾将您誉之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法界楷模,认为您在为学上所做到的“知、量、恒”达到了后辈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不错,在职务上,您曾是武大法学院的一院之长,而且一干就是12年之久。既在其位,当谋其政,诸多的行政事务需要您去处理。但在您的自我定位上,您却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学者,埋头做学问成为您始终不懈的追求。因而,您才会著作等身,硕果累累——除独著、主编《比较刑法原理》、《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等25部著作外,还有译著20(篇)部,而且大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82年,您和高铭暄教授一起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法学》,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刑法学体系。该书是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后出版的第一部权威的刑法学教科书,因饱受业界推崇,发行量竟达一百多万册。

——199212月,由您主编的大陆第一部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中国刑事政策学》出版,填补了大陆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空白。

——1993年,您与杨春洗教授等共同主编的《刑法学全书》,对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刑法史、刑法学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刑法论著都进行了系统梳理,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学者引用最广泛、最权威的一部刑法学巨型工具书。

——2007年,您主编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从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辩护律师这一角度,以真实的笔触记录了处于国家历史转折时期展开的这场历史性审判,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您还主编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中国刑事政策学》和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刑法学说的刑法论著《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

马老的部分获奖图书

这些著述因受到业界专家的充分肯定,各种图书大奖也屡屡被您收入囊中:

——您独著的《比较刑法原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您主编的《犯罪通论》,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典籍性文献,是刑法学者案前必备之书,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您主编的《刑罚通论》,成为目前国内刑法学界有关刑罚学研究的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著作类法学二等奖。

——您与杨春洗教授等共同主编的《刑事法学大辞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您主编的《经济犯罪新论》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您任主编之一的《刑法学》和任副主编的《中国刑法学》分别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特等奖;

——2003年,您以78岁高龄,完成了《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该书耗时近4年,80万字,不仅全面比较研究了外国刑法理论,建立了完整的比较研究体系,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将德、日等大陆国家刑法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著名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曾这样评价此书:“马先生此宏著已经筑起了一座高峰。仰止于此山之高,许多内容食而尚不解其味。首编内容已跨入理论刑法学范畴,末章内容已延伸至非刑罚处置方法,堪称比较刑法原理之集大成者。这无疑为中国比较刑法研究提供了一本最全面的教科书和专著。”正是由于其权威性、系统性、客观性和精辟性,该书获2003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是当年我国法学界惟一获奖的书籍。

盛名之下,国外一些刑法学学者也对您推崇备至。于是,您频频走出书斋,先后多次赴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将中国刑法学的巨大进步介绍给这些国外的同行,积极推动中美、中日、中韩、中欧之间的法学交流。

2004年10月马老(右一)访问德国时会见马普刑法研究所著名学者耶赛克教授

2004年5月马老(左二)在日本京都参加“第九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 

您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的115篇学术论文及其所反映出的法律构想与建言,更对中国刑法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如,1997年修订宪法时,国内许多学者就我国现阶段是否应该取消死刑的问题产生了争议。而您却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死刑,只能对极其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这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熊选国回忆说:“1997年刑法修订后不久,马克昌建议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来,完善死刑核准制度。他的这些想法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现代法律制度。”

近几年来,在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您又提出应将“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并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证。在您的呼吁和推动下,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基本达成了共识,将“宽严相济”作为基本的刑事政策贯彻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您还主张:刑法应从“国家刑法”转变为“市民刑法”,从强调国家权威转向强调保障公民人权——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在参加刑法年会期间接受《云南信息报》的采访时,您还一再表示:如果用舆论审判代替法律审判,国家难以走向法治。你认为,审判应当尊重民意,但不能不加分析地顺从民意,因为有些所谓民意有时与法律的要求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只能尊重那些符合法律要求的民意,才是正道。

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您依旧关注着中国法制进程,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相关条文,您中肯地提出了六条具体的解决“死刑偏重,生刑偏轻”问题的书面意见——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能够”二字不够严谨,到对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假释期限的修改建议,都无不体现出一位法学大家对于法制建设的拳拳之心。

既要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又要充分地保障人权——这便是您一生的追求。

2005年9月,马老(左三)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上发言。

正是因为在刑法学上的赫赫成就,您与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被合称为“北高南马”。高铭暄教授曾这样评价您:“他是我素来尊敬的一位刑法学家,他功底深厚,不仅对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外国刑法学,特别是大陆法系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从这样的评价中,我们不难感觉到一种深沉的情感与尊重。而对于您来说,这样的评价,您当之无愧! 

 

您带出了一支刑法学界的“马家军”

 

或许,在您的心目中,最值得您欣慰的,是在您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中,您以教书育人的执着和诲人不倦的坚毅,带出了一支被海内外学者尊称为“刑法学界的‘马家军’”。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就曾回忆说:“马先生不仅自己学问做得好,而且非常重视人才,是一个愿意为同行、晚辈铺路搭桥的人。正是他的努力使武大法学院汇聚了一批优秀的法学教师,为此,马先生费了不少心血。”

为培养和造就高质量的法学人才,您对您的博士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宁缺滥便是您坚持的第一原则。1990年,您首次招收博士生时,因没有合格的学生,您宁愿当个“光杆司令”,也绝不会拉人凑数。

不走后门,是您的第二道防线。1994年,莫洪宪报考您的博士生时,已是您所执掌的武大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并兼任院党委副书记。而您却态度坚决地采取了“回避”:提前一个月,您便打电话通知她,要求她这段时间不要去见您,要她全力备考,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

别想蒙混过关,是您的铁律。据说,武大法学院的学子们答辩时最怕您在场,您冷不丁的提问,常常让准备充分的学生们措手不及。有位学生人很聪明,也很讨您的喜欢,但他因是在职学习,匆忙“上阵”时准备不足,在您的穷追不舍下难免露出破绽。您毫不客气地让他回去再准备,推迟半年重新考核。

对学生的毕业论文,您采取的是“两不主义”,既不挂名,也不推荐。现任湖南大学副教授的赵香如,在读博期间就曾向您抱怨:好多知名教授都向有关刊物推荐自己学生的文章,甚至挂名发表,而您却奉行不管方针。言下之意,就是想让您网开一面。而您却笑着回答:“你看,我没有这样做,你还是发了这么多文章。学问有时要靠逼出来!”

1994年5月指导博士后李希慧

“走出象牙塔!”是您对自己学生常说的一句话。在您看来,读再多的书,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实务经验作支撑,那便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因而,到工作一线去实践,便是您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莫洪宪清楚地记得:“198610月,我留学归国后,先生见我第一面就提出:‘你在国外学习了两年,但对国内的司法实务不了解,这一课必须尽快补上。’当即安排我带应届本科生到武昌区法院实习;紧接着又让我去湖北省女子监狱、湖北省少年犯管教所调研学习。”在此期间,莫洪宪饱受挤车之苦,也难免有些抱怨。但今天回想起来,她才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亲历亲行的司法实务,正是您留给她处生立世的无价之宝!

马克昌教授2002年在四川大学为学生签名

莫洪宪还清楚地记得,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办公室,贾春旺就曾当着您的面,向他的下属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对于秘书、司机,要像马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严格要求,就好了!”

在学习和工作上,您对学生没有丝毫的含糊,但在生活上,在他们成才需要的环境上,您却力尽所能,关怀备至。20083月的一天,即将到日本留学的于改之,忽然接到您的电话。原来,当您得知她面临家庭变故,将要携子东渡日本时,您向她的银行卡汇入了30500元钱,说是其中的30000元助她留学,另外500元给她儿子买份礼物。作为您的学生,她受到如此的关爱,心里不安啊。她一再推辞,您却不容推托,言之凿凿:“你不是还有《刑法学》一书的稿费吗?以后出版社寄来稿费时,我把你的那份留下不就行了!”寄寓其中的师长之情,谁能掂出其真正的份量呢?

“别人是学生给老师送礼,我们恰恰相反。常从老师那儿得到资助。”师从您的1999级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的童德华对此也记忆犹新。

为了资助那些贫困学生,鼓励师生们多出科学研究成果,您还将自己70大寿和80大寿盛典上弟子们赠送的生日礼金和稿费、咨询费等个人收入全部拿了出来,并在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建立了“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这是全国高校法学领域首个以个人命名、且正式注册的基金会。至今,分别获得科研补贴、科研项目资助、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各种奖励的师生已达63人,总金额达25万元。基金会还拿出近20万元资金,积极支持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开展“马克昌杯全国优秀刑法学论文奖”奖励活动,奖励20062011年优秀的刑法学论文获得者。

为了培养法学人才,您可说是呕心沥血。即使年事已高,您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仍在3名左右。直到住院前,您还坚持给博士研究生上《外国刑法学》。即使是在重病住院期间,您仍是要亲自审阅所带博士生的论文。甚至在因发高烧而输液时,您仍坚持用另一只手为学生修改论文。因为,您的心中始终装着他们啊,装着的是一位法学严师对于刑法学的不懈探寻与追求。

2011年马老在病房给博士生上了最后一堂课

您的弟子、现任武大法学院教授的陈家林在追忆起往事时,就动情地说:“每篇论文十几万字,马老认真读着,不舒服时,就躺着看,身体稍好些,就坐起来,倚着茶几看。博士生们最爱他也最怕他。每次博士生答辩,提出一针见血意见的一定是马老。”

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您亲自指导了近百名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研究生。您培养的学生,有的已担任高校或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有的已成长为知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熊选国,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局长鲍遂献,最高人民检察院厅长鲜铁可、史卫东、黄海龙,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单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院长胡鹰,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柯良栋等在实务界有影响的一批人士都是您的高足。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黎宏教授,上海交大学科带头人张绍谦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夏勇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莫洪宪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主任陈家林教授等,也都曾就教于您门下。

正是因为您所指导的学生群体展现出的强大学术影响力,“马家军”之誉也就不胫而走。

这,也许是对您最好的告慰!

 

 

(文章来源于《武汉法治》首刊,照片均由马老的长女马重慧提供,此文的采访得到过莫洪宪教授的全力支持。)